谁在制造“弑亲”的伦理困境？

作者：萧瀚 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

　　外在环境越是恶劣，生存其间的人们，就越容易被置于非自力所致的伦理困境之中。一个相对人道的社会，必然会尽量减少乃至消除这样的外在环境

　　江苏农妇李道红，用安眠药亲手杀死20岁的脑瘫女儿；同在去年，成都姑娘婷婷用枕头捂杀熟睡中的精神病孪生妹妹涓涓；今年5月，武汉精神病人谢某被其哥哥与姐夫杀死后抛尸湖中。

　　这些案件让人莫名悲凉，为死者，也为无奈而杀人的生者——那些无奈而杀害亲人的生者更具悲剧性。

　　这三起案例有个共同特征，就是病人对家庭生活的长期拖累之后，家属不堪重负，以致弑亲毁己以求解脱。在统治型政府走向服务型政府的转型过程中，可以清晰地看到，造成这些悲剧的真实原因，既不是病人，也不是病人的亲人，而是某些基本制度的阙如。

　　如果有健全的医疗保险制度，政府从每年的税入中全额支付每个人的医疗保险费用，那么这些悲剧的发生概率即使不是零，至多也不会超过10％——精神病人住在精神病院里，脑瘫病人住在医院里，亲人可以去探视，但绝不会影响自己的日常生活。他们会不堪其累，杀之而求解吗？

　　当然，仅仅有政府提供的医疗保险，要对付无底洞般的医疗费用，在目前中国可能还是存在一定难度的，因此，除此之外，社会力量参与慈善救助，也十分重要。

　　在个人、家庭、社会、政府，这样一个关系链条中，个人处在最末端，而政府处在最上端。从税收的基本原理出发，税收的两大类——直接税和间接税，意味着每一个消费者都是纳税人，这些税负供养着政府的存在和活动。那么，作为政府，它在日常生活中所应该承担的基本职责和义务，就是保障每一个纳税人的基本生活，它至少要保证纳税人可以在不受他人额外牵累的状态中，基本人道地生活下去。

　　与此同时，由于公民社会一直处于起步阶段，政府对社会团体、社会组织一直处于监控状态中。作为公民社会标志性组织的各类团体无法获得自由空间，本属于公民社会重要内容之一的慈善机构，无法很好地开展活动。

　　因此，我们可以说，无论从作为角度看待，还是从不该作为角度看待，政府都没有履行其相应的义务，没有承担其相应的责任。正是由于政府应当作为而没有作为——该建立健全的医疗保障制度却没有很好地建立，应当不作为却作为——不应当干涉社会团体的自由活动却不肯放手而实行监控，才导致了个体公民的单子化生存。
　
　　如果说1949年以后的前30年时期，公民个人几乎被弃置于彻底的孤立状态里；那么，这后30年，公民个人所能得到的关怀仅仅是回归到家庭亲情之中，至于来自社会的关爱以及政府的服务，依然不多。

(责任编辑:杨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