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问题是马克思主义政党最高层次的战略判断问题。对时代的科学认识,以及对本国社会发展阶段的准确定位,历来是共产党人明确使命、提出理论、制定战略策略的基本依据。
从“战争与革命”到“和平与发展”20世纪上半叶被称为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由于这个阶段的时代主题或基本特征是战争与革命,所以通常又称为战争与革命时代。列宁认为,帝国主义战争是不可避免的,帝国主义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前夜。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更直截了当地说,“现在的世界,是处在革命和战争的新时代。”20世纪上半叶短短的几十年间,世界就发生了两次大战和两次大革命(俄国革命与中国革命)。二战之后,东亚和东欧地区建立了一批人民民主国家,使世界上的社会主义国家由一国发展到多国,形成了领土面积占世界陆地面积1/4、人口约占世界总人口1/3的社会主义阵营。与此同时,亚非拉地区的民族解放运动如火如荼,世界殖民体系在60年代相继崩溃,随之“第三世界”迅速崛起。当时的世界,的确是以“战争与革命”为显著特征的世界。
然而20世纪后半期,特别是80年代之后,世界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一是60年代殖民体系崩溃之后,新独立国家第一位的任务是发展民族经济;二是70年代美国从越南败退,后来亚非拉急风暴雨式的斗争转入“沉寂”阶段;三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由于通过“体制改革”缓解了“制度危机”,社会阶级矛盾有所缓和,已不具革命形势;四是社会主义国家要改变落后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状况,急需发展经济,增强综合国力。这些因素综合起来,使“和平与发展”成了世界潮流。在这种情况下,深刻洞察国际形势的邓小平于1985年高屋建瓴地提出:“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
时代主题转换背景下的社会主义发展战略的调整
传统的社会主义发展战略,是以当时的时代特征为基本依据的,并因而有一条“危机和战争引起革命”的发展思路。从马克思到毛泽东,马克思主义者都是“危机和战争引起革命”论者。
马克思在1848年欧洲革命失败之后,深刻论述了“(资本主义)危机与革命”的关系。1850年他曾指出:“资产阶级社会的生产力正以在整个资产阶级关系范围内所能达到的速度蓬勃发展的时候,也就谈不到什么真正的革命”。“新的革命,只有在新的危机之后才有可能发生。但它正如新的危机一样肯定会来临”。
列宁在战争中提出了“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革命战争”的主张,他利用世界大战所形成的革命危机,领导了俄国的十月革命并取得了胜利,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
毛泽东继承并发展了“危机和战争引起革命”的发展思路,并在20世纪70年代前后提出了“不是战争引起革命,就是革命制止战争”的著名论断。由于毛泽东始终认为在帝国主义时代战争是不可避免的,所以他强调资本主义必将崩溃。1957年他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提出:“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出了一个苏联,两亿人口。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出了个社会主义阵营,一共九亿人口。如果帝国主义者一定要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可以断定,其结果必定又要有多少亿人口转到社会主义方面,帝国主义剩下的地盘就不多了,也有可能整个帝国主义制度全部崩溃。”
关于“危机和战争引起革命”发展思路,已是被历史证明曾经是有效的、正确的。20世纪上半叶的实践,进一步证明了这一点。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出现了一个苏联,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中国革命取得了胜利,东欧和亚洲出现了一大批人民民主国家,它们后来相继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事实一再证明“危机和战争引起革命”的发展思路是正确的。
然而,问题的关键却在于,后来的世界形势和历史条件发生了很大变化。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资本主义还有很大发展余地,普遍不具备革命形势。“和平与发展”取代“战争与革命”成为当今时代的主题,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实行世界社会主义的传统战略是行不通的,这是社会主义传统战略必须转变的历史条件和客观环境。
社会主义发展的传统战略之所以必须转变,还因为“战争与革命”时代主题背景下强调“国际联合”和“统一性”的传统战略本身,已成为社会主义进一步发展的障碍了,不转变没有出路。
大家知道,十月革命胜利后很有声势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经历了存在国际组织(共产国际)和国际组织解散后不定期地召开国际会议的时期。共产国际是一个高度集中的“世界共产党”,它适应不了形势需要于1943年解散了。共产国际解散后,毛泽东曾赞扬这是一次“解放”,各国的党可以“独立自主”了。但是在随后不存在国际组织的情况下,仍然从共运的“国际性”出发,主张各国共产党要有一个“头”,或一个“中心”,搞“共产主义的联合国”。中苏分歧公开化之后,“中心”不存在了,又认为还需要有条各国共产党都必须遵行的国际共运的“总路线”,以此来规范和约束各国党的行动。于是,我们党提出了不同于苏共的《关于国际共运总路线的建议》,具体阐述了“25条”。当时各党分歧很大,这个总路线的建议是不可能获得通过的。但回头看,即使各国共产党都同意我们的这个“建议”,国际共运又会怎样?看来,最好的结果也还是一种“齐步走”。这条“总路线”所规定的共同点越多、越具体,对各国共产党的束缚也就越大,就越是不利于各国党从本国实际出发制定适合本国情况的战略和政策。偌大的世界,100多个共产党,各国情况千差万别,怎能行得通?因此说来说去,只有反对“老子党”、“指挥棒”,主张“独立自主”这一条是正确的、站得住的。企图继续强调统一和一致,“就算你用的公式是马克思主义的,不同各国的实际相结合,也难免犯错误”,这样很难发挥民族性和多样性,是不利于各国党从本国实际情况出发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本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走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的发展道路的;从根本上讲,是违背世界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客观规律性的。
因此,发不发生吵架和分裂,过去那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都是不可能存在下去了。由此就可以说,原来那种国际共运的消失,既是国际共运“大论战”的直接后果,也是形势“逼迫”的一种历史必然,因为在新历史条件下原来那种国际共运必须实行历史性转折。共运分裂是坏事,但换个角度看,因分裂后摆脱了要求国际上“统一行动”的束缚,有利于各党独立自主,又是有100多年历史的国际共运的重大历史进步。邓小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顺应并推动着国际共运中“独立自主”潮流的发展,并强调从本国实际出发,走自己的路,从而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新战略,这完全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
新时代主题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战略的新特点在“时代主题”转换了的历史条件下,邓小平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中,对国际共运中长期强调“国际联合”和“统一性”的传统战略实行调整和转变,从而形成了一条新的强调“独立自主”和“民族特色”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战略。归纳起来至少有以下基本特点:
第一,新的战略不再是“一条道路、一种模式、一个中心、一个阶段”的战略,而是强调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本国实际相结合,独立自主地选择各自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从本国实际情况出发建设各具民族特色的社会主义。
第二,新的发展战略,不再把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看成是“一次简单的突然袭击”,而强调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是一个“长期曲折的历史过程”,从根本上扭转了“超越阶段、急于求成”的倾向,从而调整了过去长期脱离实际的路线、方针和政策,转而采取一切从本国实际情况出发,脚踏实地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新路子。
第三,新的发展战略克服了对资本主义的片面性认识,认识到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既存在矛盾斗争的一面,又存在继承、借鉴和合作的一面,强调社会主义要实行对外开放,与资本主义既竞争又合作,确立了“利用资本主义来建设社会主义”的战略思路。
第四,新的发展战略,对社会主义国家来说,既坚持了人类社会“必将走向”共产主义的信念,又改变了靠“支援世界革命”去“推翻”现存资本主义制度的传统战略思路,而是强调社会主义国家要集中精力发展自己,靠成功的事实来证明“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以促进世界社会主义的发展。
第五,新的发展战略不再强调原来那种“国际性”,也不搞原来那种“国际联合”,但并未完全否定社会主义事业的“国际性”。恰好相反,因为它强调对外开放,认为社会主义的发展离不开广泛的国际交流与合作,离不开广泛的国际同情和支持,从而使社会主义获得了更大的国际舞台,具有更深远的国际意义。
就总体而言,160年来的世界社会主义发展战略,是民族性与国际性相统一的战略。新战略是传统战略在新历史条件下的发展,是更好地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战略。
结语我认为要全面正确地认识当今的时代,必须将“时代本质”与“时代主题”两个概念区别开来。邓小平在上世纪80年代提出时代主题已由“战争与革命”转换成“和平与发展”了。90年代又针对在苏东国家剧变后有人说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失败了,邓小平强调:“社会主义经过长过程的发展后必然代替资本主义,这是社会历史发展不可逆转的总趋势”,指的是“时代本质”没有改变,仍然是“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代”。只有将这两个层面上的论断结合起来,才能全面认识当今的时代。这就是说:“时代的本质”没有改变,但“时代的主题”已经转换了,即不是“战争与革命”,而是“和平与发展”了。从这一基本认识出发,我们实践中必须正确认识和处理好“历史发展大趋势”与“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的关系,将坚持远大理想、最高纲领与抓紧抓好当今时代主题和历史使命结合起来、统一起来,既要坚持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信念不动摇,又要抓紧、抓好“和平与发展”这一时代主题。必须摆脱“战争与革命”年代的陈旧观念的束缚,坚定不移地坚持解放思想,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坚定不移地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坚定不移地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而奋斗。
(作者系中联部调研咨询小组成员、原研究室副主任、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