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经济学家眼中的中国2007

    经济的市场化，自然必然地要求政治的民主化、社会的法治化、文化的多元化。意识不到这一问题，我们可能还要“交学费”。在当今中国，巨大的经济成就与复杂的社会问题交织在一起，社会自身的市场化，既自发蕴生着经济增长和制度演化的内在冲动，也显然潜含着进一步思想转变与制度变迁的巨大张力。因而，只有从一个开放的、过程的、历史的、文化的和思想的综合视角来审视“经济中国”，也才能开始理解中国的经济、制度与社会。
　　1.从整体上解读中国经济
　　在经历了30年改革开放从而市场机制已经基本生成的当下中国社会中，与宏观经济运行有关的一些问题和事件，渐渐占据了当今中国网络和平面媒体的醒目位置，也成为人们街谈巷议的热门话题。
　　谈到中国宏观经济运行，首先就是如何看待目前的宏观经济形势和未来发展趋势。2007年开春，《财经》杂志就约请吴敬琏教授主持国内五位经济学家的访谈。尽管五位经济学家都对2007年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表达了乐观预期，并对中国宏观经济格局中的流动性过剩问题有所察觉，但似乎还没有人对在上半年就开始出现的结构性通货膨胀有所预期。2007年上证指数上升到6000点以上，然后又跌宕起伏，这也是大多数经济学家在年初始料不及的。相反，2006年年底和2007年年初，较多经济学家仍然对近年来的居民过度储蓄和消费不足表示了担心，担心它会拖累中国经济的长期增长势头。然而，2007年第一季度宏观数据出来之后，房价、股价飙升，通货膨胀率抬头，资本品价格节节攀高，贸易顺差居高不下，外汇储备屡创新高，经济增长仍然十分强劲。在此情况下，“宏观调控”就成了全年的热门话题。
　　中国连续多年的高速经济增长是如何发生的？这一波已经持续了相当长时间的经济增长还能延续多久？对于这些问题，国内外学界似乎还有许多困惑。哈佛大学的经济学家和中国经济问题专家帕金斯认为，可以从高投资率或资本形成率，快速增长的劳动力资源，对这些快速增长的资本和劳动力利用效率的提高，以及对外贸易的大幅度和高速度的增长和国内市场的不断扩大等方面，来理解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帕金斯估计，中国经济至少还能以7%以上的速度再增长20年。在国内，林毅夫教授对中国经济也一直抱有较乐观预期，并提出这些年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呼唤着新的理论解释。在谈到21世纪中国的崛起时，耶鲁大学陈志武教授提出，在过去近30年中，中国人在全球化的世界秩序中进行国际贸易，这是很难得的历史机遇。这更能让我们今后以理性建设者、以负责任的利益相关者的身份分担世界秩序的责任，让我们认识到改革现行中国的制度结构，并真正实现宪政法治，让世人不再对中国的崛起担忧。
　　然而，对于中国这些年的高速经济增长，一些经济学人总是表示担心。姚洋教授的“从账面GDP看中国之谜”一文，就部分表达了这一担忧。在“中国经济怎么了？”一文中，韦森教授则表示，值得关注的事，是在近几年中国经济每年10个百分点上下高速增长的同时，税收却以20多个百分点更高速地增长，中国的财政收入增加速度双倍甚至三倍于GDP的增长。在中央政府担心经济是否过热的同时，应该首先意识到政府本身在目前经济增长中的作用，政府投资加上地方政府间各自的“增长性竞争”，实际上成了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助推器”。
　　2.宏观调控
　　2007年中国经济的继续高速增长，出现了一个令经济学界和社会各界关注的现象：中国宏观经济终于结束了高增长与低通胀——甚至通货紧缩——并存的一种“高亢奋”的经济增长格局。2007年第一季度以来的结构性通货膨胀（尤其是食品和其他消费品价格的抬头），引起了各界的密切关注，“宏观调控”再次变成热门话题。余永定研究员认为，当前中国宏观经济的一个危险现象，是通货膨胀率上升和资产价格上涨并存，结构性通货膨胀同资产泡沫开始形成相互推动、竞相攀升的势头。如果失控，后果将十分严重。目前中国结构性通货膨胀的原因是什么？大多数经济学家都同意，这与目前流动性过剩密切相关。面对流动性过剩所造成的通胀率抬头、资产价格上涨，媒体和经济学界一再呼吁要提高政府宏观调控的科学性和有效性。
　　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中国宏观调控的成效不尽如人意呢？复旦大学的华民教授认为，在中国经济存在大量结构问题、并且开放度又很大的情况下，以紧缩性货币政策为主的调控方法至少是缺乏效率的。他主张，较为可取的政策组合应当是以紧缩性财政政策为主、以中性的（即保持既定利率和汇率稳定不变的）货币政策加以匹配的政策组合，并在此基础上积极推行结构改革政策来为宏观调控提供有效的微观基础。然而，对于宏观调控本身，经济学界也有不同意见。譬如，赵晓教授就认为，就国内市场而言，无论是就消费还是就投资而言，现在都不存在经济“过热”问题，因而，真正需要调控的是“外需”，而不是“内需”。基于这一判断，赵晓同意余永定的“紧货币、宽财政”的宏观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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