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性深度与文艺的价值取向

（一）

人性，是文艺理论和文艺创作的重要问题。文艺人物塑造是从社会关系出发还是从抽象人性出发，是唯物史观和唯心史观在文艺上的基本分野与区别。唯物史观认为，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是社会关系的总和。因此，无论在现实生活中还是在文艺作品里，人性都不能归结为纯粹的自然属性，而应是社会性、阶级性和自然属性的统一体。文艺只有真实地表现人的自然属性同社会历史环境的内在联系，将人的行为放到复杂的社会关系当中，才能充分揭示人性的具体内容，才能使作品具有深刻的社会价值和美学意义。

毫无疑问，抛开人性中一切社会的、时代的、阶级的因素，脱离人的社会实践和社会关系而孤立地去描写所谓超阶级、超社会、超历史的人性，或者把人性还原为动物性与生理本能，或者提倡一种抽象的情、抽象的爱，用这种观念指导创作，只能使文艺走进一条反理性、反艺术甚或反社会的死胡同。这是近现代文艺史早已得出的一条结论。

近一段时间来，在部分文艺作品中，宣扬抽象人性论的倾向似有回潮和泛滥的迹象，个别作品甚至越过了单纯人性观的界线。这是值得关注的。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呢？其中最根本的原因，仍是在文艺创作理念上背离了唯物史观。

在文艺理论上，人们经常可以看到“身体写作”、“私语化写作”以及关于“人性的深度就是性”一类的流行提法，主张把人导入低级的感性生活和纯直觉的无意识活动，将文学引向对自然人性的过度张扬和对感官刺激的肆意渲染；在文艺创作中，似乎形成一个新的概念化、公式化模式：文艺作品要沿着由“外宇宙”向“内宇宙”、由现实向非现实、由理性向非理性、由社会属性向自然属性、由精神追求向肉欲横流的轨迹发展。一些作品描写人物，既要写他“人性”的一面，又要写他“兽性”的一面；既要写他“好”的一面，又要写他“坏”的一面；既要写他“表层”的一面，又要写他“本真”的一面；既要写他“暂时”的一面，又要写他“永久”的一面……于是，想方设法让人物超脱社会、阶级、政治属性的“拘囿”，同所谓的人的“本能”、“自我”、“无意识”、“性欲”以及甜得发腻、无缘无故的“情爱”挂起钩来。结果，各种各样离奇、反常、低俗、恶心的东西就冒了出来，满足着某些人群粗鄙的心理嗜好和眼球需要。鲁迅当年讽刺的“这么一来，‘文学’存在，‘人’却不多了”的情景，在当前又变成了活生生的现实。其实，黑格尔早就说过：倘若一个人外表的行为与其内心不相符，那他的外表和他的内心都同样是空虚不实的。

文艺当然是可以表现人性的。但问题的关键在于，人性是具体的，其真正本质是在综合的社会性中展开的。抽象的纯肉体的存在，不是人的本质。诚如马克思所说：“‘特殊的人格’的本质不是人的胡子、血液、抽象的肉体的本性，而是人的社会特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1卷第270页）鲁迅也说：“文学不借人，也无以表示‘性’，一用人，而且还在阶级社会里，即断不能免掉所属的阶级性，无需加以‘束缚’，实乃出于必然。”邓小平曾经讲过：“我们的人民生活水平和文化水平还不高，这也不能靠谈论人的价值和人道主义来解决，主要地只能靠积极建设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来解决。离开了这些具体情况和具体任务而谈人，这就不是谈现实的人而是谈抽象的人，就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就会把青年引入歧途。”（《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41页）这些精辟论述，今天仍然振聋发聩。

毋庸讳言，这种带有抽象人性论的文艺产品，目前仍有一定的消费市场，要想完全杜绝是不容易的。我们一方面要警惕和抨击这种落后的现象，一方面要逐步减少孳生这种现象的土壤，这样，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人性观才能得到弘扬，文艺创作才能走上更加健康的坦途。

人性深度与文艺的价值取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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