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经济一体化的现状及其展望

　　我把制度定义为“经济行为者就现实中的博弈如何进行而达成的共同信念。”为什么人们能够形成一致而持久的信念，从而将博弈的内在规则变成了自我的强制，这是因为，这些共同信念反应了包括政府在内的所有行为者在战略行为上的均衡。一个行为者，在其他人遵守规则时，是无法从不遵守中获益的。日本的大银行制度和终身雇用制，的确也许可以被视为卓越的制度，但是，至少在最初，它们既不是由法律也不是由合同规定的。它们自发出现，发展为一种普遍的惯例，形成了人们对正在进行中的博弈的认识。而且，由于人们在经济、政治、组织和社会诸领域中所选择的（主观认为的）最佳战略互相依赖，可以出现多种均衡。用学术术语来说，制度的互补性容许出现多样化的制度安排。在任何条件下，都没有理由认为，只有一种制度安排是可行的和最优的。

　　希望这种制度概念有助于我们理解制度变迁的复杂特性，我在一本近著中对此做了详尽的阐述（青木昌彦，《比较制度分析》，上海远东出版社，2001）。制度变迁的过程，可能因人们对现有的博弈规则普遍地失去信心而引发。这种集体的认识危机，可能由大规模的外部冲击（诸如货币危机）所致，或因内部的冲突和矛盾的积累而发，或者可能是二者的一种结合。但是，新的制度安排不可能从危机中直接发展出来。为了应付危机，法律和规则会被重新界定。在私人组织领域和市场中，新的行为方式会得到尝试，并在演进中得到筛选。各种有关可取的变迁方向的不同观点，在公共论坛中，会得到表达和辩论。政治领导也起着作用。只有通过这些因素和其他因素的复杂的互动，明确的变迁方向才会从多种可能中脱颖而出，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新的制度安排，只有在人们对于新的博弈方式抱有一致的期望时，才会出现，不论个人是如何达成这种一致的：意识形态偏好，还是利益驱动。

　　从这一观点看，我们可以说，东亚目前正处于巨大的制度变革过程之中。通过跨国界的市场交易、外商直接投资、以及越来越频繁的政治、学术和私人的交往和接触，一个国民经济中的制度变迁，会对同一地区另一个国家的制度变迁，产生极大的影响。但是，这并不必然意味着，通过经济和政治一体化，东亚各国的制度变迁会汇合成一种单一的模式。不过，与此同时，在这一地区，的确可能存在一种普遍的制度演进模式，它或许可以被假设性地追溯到共同的（农业性的）遗产。

　　在学术界和通俗读物中，人们越来越多地使用所谓的“飞雁模式”，来描述东亚经济发展的特性。本次会议所提交的论文中，有些实际上涉及到了当前的讨论：“飞雁模式”是否因中国工业的崛起和日本产业基础的空心化而最终瓦解了。“飞雁模式”这一概念，无论是最初在已故的AKAMATSU教授那里，还是在当前的讨论中，都讲的是跨国的工业结构发展模式，我们或许可以将这一概念借用到跨国的制度变迁模式上。

　　让我们试着假想，工业发展和相应的制度演进，有这样三个现验的阶段。

　　第一阶段：在政府的中介作用下，资源和剩余从农业部门转移，用于工业发展。政府有选择性地支持和援助特定的工业集团（工业家）。铁板一块的政府和工业精英共谋，以牺牲农业部门为代价，我们可以把这一结构称为“发展式国家”。这一国家的效率，取决于政府能否进行可靠的基于绩效的补贴（青木，前引书，第6章）。在工业部门中，会出现一个极权的组织结构，类似于政府的结构。

　　第二阶段：随着工业发展的顺利进行，一部分成果以补贴的形式转移到了生产率低下和处境不利的部门，以便实现社会稳定。此时的国家可以被描述成以政府为中介的某种经济多元化。在工业部门，包括工人在内的内部人控制会出现。此时，工业公司的效率将决定于，在绩效不佳时，是否有可靠的机制，从外部对内部人管理进行干预（“相机治理”，参见青木，前引书，第11章）。

　　第三阶段：随着后来者在工业能力上的赶超，对生产率低下部门进行跨行业补贴的工业基础受到了削弱，以政府为中介的多元化最终变得无法持续下去。对效率低下的部门实施分阶段关停势在必行。这种结构变化所导致的冲突，会在政治体制内的多元竞争中得到表达。

　　上述的发展模式具有高度的假设性和试验性，需要得到经验上的证实。在实际生活中，这三个阶段并非彼此泾渭分明。在各个经济体中，它们可能以一种复杂和独特的方式，彼此胶合在一起。然而，这一假想或许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基本的概念结构，以便把握东亚各经济体中的工业和制度发展模式的某些重要方面。例如，最近在中国，对乡村发展的重视，以及将私人企业家纳入到统治阶层，可能就是从第一阶段向第二阶段过渡的一种表现。换句话说，中国的国家可能正变得更像一个协调多元利益的机器，虽然它与西欧的自由民主模式相去甚远。

　　在朴正熙时代，韩国的第一阶段，即发展式国家阶段，具有一些独特品性。此后，韩国的政治体制逐步向第二阶段过渡，逐渐包容了多元的成份。然而，公司的组织结构并没有改变，以便去适应新的阶段。随着谈判能力上的平衡变得不利于政府，工商界的精英集团越来越不受外部监督的控制。缺乏有效的治理，可以被视为导致1997年大规模金融危机的主要原因。危机促使韩国开始从第二阶段向第三阶段转变，最后的结果现在还很难预料。但是，我们可以提出一个有趣的假设：第二阶段体制上的脆弱和矛盾之处，可能促使人们展开对第三阶段制度的更大规模的探求，以便解决所面临的危机。

　　很难说日本是何时从第一向第二阶段过渡的。不过，20世纪60年代末，在环境危机和与其相连的政治危机之后，日本出现了一种得到巧妙控制的多元体制。我曾将这一政治经济制度描绘为“官僚——多元主义”或者“部门分隔式多元主义”，并在不同场合下分析过其特性和影响。在新的国际环境下，这一制度一方面保护效率低下的部门，一方面支持高效率的部门。我在1988年指出，这种自相矛盾是“官僚——多元主义的困境”，下面我引述当时写的一段话：

　　官僚——多元主义的困境可能还要持续一段时间。自由民主党和官僚的联盟可能继续扮演利益集团、落后集团和衰败经济部门的准代理人角色；与此同时，在私人企业首创性活跃的领域，逐步约束自己的权限，实行自由放任式决策。但是，这一转变无法最终解决上述困境。这一困境所导致的紧张状态是否会导致停滞的消极的保守主义，并对效率、公平、政治稳定与和谐的国际关系构成威胁；或者，日本的政治制度是否能以其闻名与世的灵活性，继续设法满足高难度的政治要求，并最终找到某种与多元主义和未来的国际环境相和谐的解决方案。这些都有待于观察。（<日本经济中的信息、激励和谈判>，商务印书馆出版，1994）

　　不幸的是，解决上述困境的社会方案还没有找到，我所预计的问题更加严重了。与韩国相反，脱胎于第二阶段的日本的精致的紧凑的制度结构，其向第三阶段的过渡可能更具惰性、更为渐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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