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稿件来源:天则双周 作者:张绪光 发布时间:2008-02-27 阅读次数: 我要投稿

    另外还要讲的就是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的冲突，比如文革时期的事情，这么短的时间内那种冲突简直是不可调和的，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这些冲突当达到一定程度上的时候就可能要走极端。所以说，按照您刚才讲的那样，物质文化的冲突，认知文化的冲突，和价值行为模式这几种文化的冲突，对于物质文化的冲突，用文化冲突在讲也不是不可以，但是我想如果用物质利益的冲突是不是会更清楚一些，因为一个概念如果包含的层面太多以后，焦点往往就容易模糊起来，这是我本人的一个看法。 
    下面我另外的一个看法，就是文化冲突引起犯罪和由文化作为一个诱因引起的犯罪应该作为两方面来看，文化冲突是指刚才我讲的那一系列，而您刚才讲的都市化过程中所引起的一些失败行为， 如道德观念的麻痹，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的多元化，传统道德丢失，新伦理道德尚未建立起来，这是否更多的是因为文化作为一种诱因所产生的犯罪行为，而不一定是因为文化之间的冲突所导致的犯罪行为，这个值得我们考虑。 
    再一个就是刚才举的日本人的例子，更像一些社会协调方面的诱因，比方说社会交往之间的匿名性，犯罪的容易积聚，容易逃跑，城市居住不安定，人口多元化，这更多的体现了一个社会协调层面的一个东西，但这只是我个人的一个看法，不一定恰当。
    再就是要解决怎样来寻找一种传统文化作为基础
    在我们国家应该是强调马列主义，马列主义应该怎么与西方的文化结合起来，这就需要有一个改造，吸收，修理的过程，过去我也曾思考过这个问题，今天张教授讲的就很不错，具体来说对于刚才所讲的文化冲突引起的犯罪是不是有某一方面特别重要， 
    第一就是起因不同，对于儒家思想我本身还是比较赞同的，在儒家思想里平等的概念比较多，我比较赞成“人人生而平等”这个概念，在我们国家是没有这个概念的，我们的宪法是没有规定的，它只规定了公民“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而法律本身的制定就是不平等了，我们平等的执行了法律就导致了不平等的结果，这个概念应该特别强调。我最近也在思考一个问题，就是伟人的问题，，有的人可以做伟大的事情，但是世界上没有伟人，他在某一点上可能比我们强的多，是我们的楷模，但是他有可能在其它方面就是不如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我们的老师，但是每一个人也都不是伟人，我们儒家思想讲圣人，文化大革命就成了伟人，包括现在的老百姓往往寄托于国家领导像个伟人一样把腐败分子全部都杀光，实际上任何一个人做的时候都不是他独自坐的，他是一个集团，有许多人和他一起做的。其次，是有特定的运行条件，伟人是历史造成的，历史造成他伟大的功绩，这个我觉自得在中国目前很重要。 
    第二点应该强调的就是文化体制的改革，特别是在三个代表问题上，文化应该都是平等，在平等的竞争中自由选择出优秀的文化，而不应该人为的通过法律规定哪种文化应该受到保护，过去有些人讲共产党文化最先进，现在有人说西方文化是最好的，我觉得这不太好。我们的目标应该是不同文化之间的和谐，这里面也有恶的文化，我们都寻求大家和平共处，你就是要破坏，要违背文化的核心，竞争不过就采取别的方法来统治你们，这当然是一种恶的文化。 
    第三，文化建设的任务，从文化冲突导致犯罪的角度来看，应该从这两方面入手，第一个应该培养宽容，妥协的文化精神，我记得上次讲座有讲到关于民主的事情，民主也有好民主和坏民主，大鸣大放的很多都是民主，但这是领袖的集权的表现，没有法制，宽容精神的民主。包括最近的华南虎事件，我都感觉到网民表现出来的这种精神的缺失，虎照我相信是假的，但是现在有很多打虎的专业队伍，他的目的是要求高层出面压下面来把这个问题解决了，请仔细想一下，这不是个大问题，和国家的那么多事情相比这件事简直是太小了，这种宽容的精神实在是太少了，而且谁如果敢为虎照说一句话，立马就会被网民骂的狗血喷头，这也说明我们民族的基因中其实也有像中东某些极端主义的倾向，只是没有机会释放出来。第二我们应该培养法律文化精神，就是一切都遵守规则，在规则的范围内行事，当大家希望都法律这条路，但是这条路不一定能走得通，所以大家就都致力于通过网上群众运动这个方法来解决问题了
    我就考虑这从三点来预防文化冲突导致的犯罪了，谢谢大家！
    
    盛洪：谢谢魏教授的点评，非常精彩。张荆博士把犯罪和社会政策联系起来，我也是很受启发的。往前推我们可以想到社会贫富的差距，再往前推我们可以考虑到社会的不公平。比如说我们今天所讲的农村人口进入城市后看到城市人很富，他们很穷。但是我们应该认识到，之所以这样不是因为农村人笨，没能力，其实背后还有更深层的原因，就是这个国家的基本制度就是不公平的。刚才讲社会政策的改变，社会冲突就会减少，实际上这个社会基本的政策和制度就是不公平的，多年以来我们的政策都是有利于城市而压制农村的。比如说从户口上就分为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二者在权利上是不一样的。另外还有相关的一些制度，比如说土地制度，中国的土地制度是二元土地制度，一元是城市土地制度，一元是农村土地制度， 农村的土地所有权是没有受到像国有土地所有权那么坚强的保护的，所以其实很多穷人都是失地农民，而这背后其实就是制度规定上的不公平。另外，在前些年，这些农民进城后，歧视他们的不是城市人，而是我们政府作出的这些规定，例如2003年以前的《收容遣送规定》就是针对进城农民的，而进城农民的权利却完全没有法律上的保护。 
    再另外一个方面就是所谓的歧视文化，中国如此强烈的歧视文化根源是发自于我们的政府。政府先把人分成农村户口和非农户口，而且对他们采取不同的态度，给与不同的待遇和权利，甚至说我们原来的官方主流文化就包含了文化歧视，例如“小农意识”，这是个很贬义的词，但是却是在很多正式文件甚至法律中都能看到的词。计划经济时期，“盲流”这个词是从中央文件，官方主流媒体传遍全国的。政府尚且如此，那老百姓为什么不用这样的词呢。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追根寻源，就如范亚峰博士刚才所讲的，这是一种基本的文化原则，而这种文化原则是奠定一个国家宪政原则的基础的， 在宪政原则上本身就是歪的，至今如此。领导人想到的农村问题不是农民问题，而是城里人的廉价农产品问题，农产品价高了，他就慌了，其实农产品价高了，对农民是有好处的，但是要看领导人是站在什么角度想这个问题的，他本身是城里人，周围的人也是城里人，所以政府本身并没有站在一个社会公正的角度来考虑问题。其实所有这个问题追根寻源都是有关宪政的，如果这个社会是一个对农村人和城里人都一视同仁的社会，那么我想它的文化冲突会降低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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