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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博树:中国私立大学的过去与未来

稿件来源:天益讲坛 作者:张绪光 发布时间:2008-03-12 阅读次数: 我要投稿

    
    很高兴有机会与同学们谈谈私立大学这个话题。卓达大学是一所私立大学,在座的同学都是私立大学的学生。今天到会的大概有四、五百人,可见同学们关心这个话题。我本人也参与过创办私立高校,也曾在卓达大学工作过,对私立大学是有感情的。今天我想谈三个问题:第一,什么是大学?什么是私立大学?第二,中国私立大学的发展历史。第三,目前中国私立高等教育存在的问题和对未来的展望。
    
    首先请同学们思考一下,什么是大学?大学是干什么的?有的同学可能会说,这还不简单?大学就是让人接受知识的地方。这个回答固然不错。但学习知识又是为了什么呢?为了就业?也对,也不对。同学们来自全国各地,有的来自贫困地区,家长含辛茹苦供同学们来读书,当然希望今后找到一份好工作,有一个好的前程。但仅仅这样想是不够的。我们还要换一个角度,从社会、而不是仅仅从个人的角度考虑这个问题。如果从社会整体、社会结构的角度看,大学又是干什么的呢?大学在社会中的功能是什么呢?1998年,联合国科教文组织在欧洲历史文化名城巴黎召开了首次世界高等教育大会。大会通过了两个重要文件:《世界高等教育宣言——为了21世纪:视野与行动》和《高等教育变革与发展的优先行动框架》。这两个文件关于“高等教育的使命与功能”的界定是这样的:高等教育的根本使命乃是促进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和进步。具体来说,高等教育首先要“培养高素质的毕业生和负责的公民,他们能融合于人类活动的各个领域,要通过学习不断适应当前与未来社会所需的课程,使他们获得适当的职业资格,包括高水准的知识与能力…”。大会还提出高等教育应当具有积极参与社会的功能与道德作用。高等学校及其师生“在尊重道德规范和科学知识的严肃性的同时,应当能够完全独立与负责地发挥其基本职能,对伦理、文化、社会问题发表意见,行使一种智慧权威。…这种社会所需要的权威,当有助于社会思考、理解与行动。”为了做到这一点,高等学校必须“无条件地享有学术独立与自由,作为整体的权利与义务,要充分体现对社会的全面负责。”应当“通过其智慧才能和道德威望,积极地维护和传播可以普遍接受的价值观念,特别是教科文章程中所载录的和平、公正、自由、平等和团结等观念。”“通过经常分析新的社会、经济、文化和政治倾向,加强其预测与批评功能,从而构成一个预测、预警与防范的空间。” 
    简单地说,大学是公民社会的一部分。这里所说的公民社会是一个政治哲学概念。顾名思义,公民社会首先是指由公民组成的社会。公民不同于臣民。臣民在主子面前没有说话的权利;公民则是自由的。自由的公民凑在一起,形成一个整体,一个“公共领域”,在非强制的情况下就他们关心的各种公共问题发表意见,针砭时政。这是关于公民社会的最直白的解释。当然,自由并非抽象的存在,历史永远是具体的。使公民作为公民集合在一起的前提是他们已经被承认具有独立的个人存在的资格,而这是一系列政治演变的结果。另一方面,公民还要有必要的经济自立能力,如果一个人连肚子还填不饱,他们似乎很难对其它事情发生兴趣。以上说的是公民自由要以一定程度的政治自由与经济自由为前提;反过来说,高质量的公民自由又会促进政治自由与经济自由。 
    从结构上讲,现代文明社会由三个部分组成:以宪政民主为特征的民主政治结构,诉诸市场原则的市场经济结构,体现公民社会原则的社会整合结构。我把一个国家走向民主政治、市场经济和公民社会的过程称为制度的现代化。大学在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制度现代化进程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前些时我曾写过一篇文章,题目是“制度现代化进程中作为公民社会重镇的大学”。这篇文章后来被收入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大学人文读本》,但标题被改为“大学的深层温度”。文章从结构比较的角度分析了为什么大学对社会发展具有重要作用: 
    首先,政治永远与权力相关,而权力最容易激发起人类本性中最肮脏、最低级的那部分东西。现代民主政治关于权力制衡的设计,从根本上说,就是为了把这些丑恶的东西减小到最低限度。然而,我们看到,即便是在今天民主制度相对发达、成熟的国家,官场丑闻仍不绝于耳;至于那些有着更长封建历史、更沉重的专制传统包袱的国家,滥用权力更是一种司空见惯的现象。 
    其次,如果说政治领域中对利益的追逐还要采取相对迂回的形式(统治者毕竟没有忘记他们理论上仍是“公共利益”的代理人),那末在经济领域中,人们对金钱的赤裸裸的崇拜,已经成为现代社会合理合法的正当之举。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把对“剩余价值”的追求理解为是资本存在的全部根据;20世纪以来的西方经济学则把“利润最大化”看作厂商经济行为的自然前设。诚然,现代社会巨大的物质财富就是在这个基础上积累起来的。没有市场经济,人类可能仍然沉醉于中世纪小农经济田园牧歌般的酣梦里。然而,这个觉醒的代价又是沉重的。弥漫于世纪末的对环境恶化、生态危机的惊恐就是上述代价最生动的写照。贪婪,这个被制度化的市场机制尽情释放出来的经济推动之神,如今正作为经济领域中最大的负面存在,日益显示其本来面目。 
    那末,人类能否战胜贪婪?仅靠政治结构、经济结构的自身能量恐怕不够。从批判社会学的角度看,政治领域中的权力运作与经济领域中的市场运作都是“以成功为指向”的“战略行为”,属于“目的合理性”或“工具理性”范畴,说得通俗些就是“为了实现目的,可以不择手段”。道德评价在这里是无济于事的。人们在这里所遵循的只是强者的逻辑。民主政治、法制经济固然是对“强者逻辑”的制约,但不能指望可以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制度的现代化如果只有这两个维度,其结果显然将是一个跛脚的、残缺不全的现代化,甚至是一个不断产生罪恶的现代化。我们需要一个平衡点,社会需要一个平衡机制,一套足以抗衡政治、经济建构中的负面力量、又不断给民主政治、法制经济输入新的能源的制度设施。这就是公民社会。它遵循的不是强者逻辑、权力逻辑、金钱逻辑,而是正义的逻辑、良心的逻辑、知识的逻辑。如果说,政治行为中对权力的追逐、经济行为中对金钱的追逐很有可能象两匹烈马,把制度现代化的战车引入歧途,那末公民社会就应该象一条强有力的缰绳,以社会良知的名义,矫正制度现代化战车的方向,使它奔向更合理、更适合人性发展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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