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稿件来源:天益讲坛 作者:张绪光 发布时间:2008-03-12 阅读次数: 我要投稿

    这就是公民社会独有的功能。说大学是公民社会建构中的重镇，就是说大学在发挥公民社会的上述功能方面，具有无可替代的核心作用。如果同学们理解了这一点，那么就会懂得，我们上大学并不是仅仅为了今后找到一份好工作，大学也不能只教给学生谋生的本领。对同学们来说，知识、技能的学习固然是重要的，但更重要的是首先要学会“做人”，学会“成人”，知道作为一个公民应该担负的社会责任，并具备承担这种责任的能力。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树立起远大志向，具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一口不谋而谋天下”的宽广胸怀与气魄。这样，不管学生毕业后从事什么工作，他（她）都不会忘记作为人、作为公民的基本行为准则与道德要求；他（她）所掌握的专业技能才能真正服务于社会、服务于人类。 
    “大学”如是，那么什么是“私立大学”？所谓“私立大学”和“公立大学”，它们的区分根据只是办学经费来源的不同，公立大学由政府财政拨款，私立大学办学的经费则来自企业的投入或公民、社会组织的捐助、支持，比如卓达大学就是由卓达集团出资办的学校。在功能和大学对社会应该发挥的作用方面，私立大学和公立大学没有任何区别。事实上，有些私立大学在成为“公民社会重镇”、成为一个民族走向文明、走向进步的中坚力量方面，干得极为出色。我可以举一个例子：日本的早稻田大学。早稻田大学与日本庆应大学被并称为日本私学的“双雄”。早大的前身是成立于1882年（明治15年）的东京专门学校。这个学校的创始人叫大隈重信，前一年在政府内部的政治斗争中，失去了大藏大臣的职位。为了积蓄力量，实现自由民权的政治理想，大隈和自己的追随者决心创办一所“学问独立的学校”。办学开始时的艰难可以想象。东京专门学校的第一批学生只有10个人。在开学典礼上，学校创办人说：国家的独立基于其国民的独立；国民的独立基于其精神的独立；而精神的独立则有赖于学问的独立。欲使其国独立者必先使学问独立。为了实现自己的办学理想，早稻田大学有意识地把专门为日本培养高级官僚的东京帝国大学作为自己的对立面，努力培养日本社会中官僚以外的各界领导人。经过几十年的努力，在政治、舆论、文化以及经济方面，早大培养的人才灿若星河，忠实地实践了建校初期的思想。今天世界上很多有名的大学都是私立大学，美国前20位最优秀的大学中绝大多数是私立大学，如哈佛大学、耶鲁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等等，大概只有加州大学、密歇根大学等不多的几所是公立。这充分说明私立大学在创造人类文明、领时代风气之先方面发挥的重要作用。
    
    现在我们进入第二个问题，简单回顾一下中国的私立高等教育发展史。令我们感到骄傲的是，中国现代高等教育的历史虽然并不长，但它的起点很高。经光绪皇帝奏准，由大官僚盛宣怀创办的北洋大学堂（今天津大学前身）是中国第一家公立的现代大学，建于1895年。中国第一家私立大学则是1919年由张伯苓创办的南开大学，它是在1904年严氏家塾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今天的清华大学最初叫清华学堂，是由美国退还的庚子赔款于1911年设立的；而赫赫有名的北京大学，其前身则是创建于1898年的京师大学堂。不要看中国现代大学的出现比欧洲晚了数百年，在对现代大学理念的把握上，对教育独立与学术自由的追求上，中国第一代现代大学事业的开拓者却表现出令人佩服的勇气与胆略。就私立高等教育而言，当时最著名的私立大学除南开大学外，还有厦门大学、复旦大学等。张伯苓办南开、陈嘉庚创夏大，都留下许多动人的故事。从结构上看，在20世纪上半叶那段并不寻常的年代，是公立大学、私立大学与教会大学三家联手，共同推进了中国年轻的高等教育事业；在弘扬现代大学理念、大学精神、大学制度方面，中国的公立大学、私立大学与教会大学都做出了历史性贡献。让我们来看这样几组反映那个时代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统计数字：1922年，中国高等院校的主要分布情况是，公立（含国立、省立）大学7所，私立大学13所，教会大学17所；1935年，公立（含国立、省立）大学53所，私立大学与教会大学51所；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前夕，公立大学的数字为39所，私立大学与教会大学27所。可见，这是一个三足鼎立的高等教育格局，公立大学、私立大学与教会大学平分秋色，携手并进，这样一个局面是给人以鼓舞的、令人难忘的，虽然好景不长，毕竟成为20世纪上半叶中国制度现代化史中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20世纪中叶以后，中国私立大学经历了一段从被迫停办、到恢复、到再发展的曲折历史。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改朝换代”，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1952年下半年起，中国高等教育进行了两次大规模的结构改造，史称“院系调整”。在这次调整中，私立大学全部被改成了公办。其中南开大学、复旦大学保留原校名，但经过合并、扩充被改为综合大学。而原南开的工学院与津沽大学的工学院、河北工学院合并成立天津大学。其他一些私立大学和教会大学也都作了调整。辅仁大学并入北京师范大学。金陵大学、齐鲁大学、圣约翰大学、之江大学、沪江大学、岭南大学、华南联合大学等则被撤消校名，各系科并入同地区其它学校。至此，存在已近三分之一个世纪的中国私立大学似乎已经“寿终正寝”，要从中国高等教育的地平线上彻底消失了。 
    中国私立大学确实消失了很长一段时间。从52年算起，到80年代初改革开放、中国大地上重新出现民间办大学，其间整整空了30年！这几乎与中国现代私立高等教育的早期历史一样长！我们需要检讨的是：对于新中国的执政者而言，不能允许私立大学继续存在的根据究竟何在？ 
    院系调整的需要显然只是对这个问题的部分解释，因为，假如执政者认为私立大学的存在仍有必要，则完全可以拿出基于此种认识的、不同的院校调整方案。但事实并非如此。我以为，对当代中国教育史上这个重大历史变故，应该从新政权的整体建国战略、当时特定的国际背景和执政者的意识形态需要等多方面更深入地挖掘之。 
    比如，从整体建国战略看，中国共产党自建党开始就一直把“无阶级的共产主义”社会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尽管从今天的眼光观之，那一代人对共产主义的理解似乎过于天真，但这一点儿也没有减少早期共产党人追求理想的真诚。《共同纲领》中鼓吹的“新民主主义社会”只是中国共产党建国战略的第一步。早在1945年，毛泽东就明确讲过，新民主主义只是共产党人的“最低纲领”，而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则是共产党人的“将来纲领”或“最高纲领”。果然，从1953年中共中央提出“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开始，对私有制的革命一浪高过一浪、铺天盖地般袭来，私营企业不存在了，变成了“公私合营”，后来则干脆成了“国营”。能判断私人老板身份的只剩下那可怜巴巴的“定息”。个体农民不存在了，经过土改刚刚实现“耕者有其田”的中国农民被告之集体经济有更大的优越性，经过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再到人民公社，几亿农民终于被引上了“社会主义康庄大道”。城乡小手工业者不存在了，他们也被组织起来成立“合作社”，成了“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一员。还有城市商人、小摊贩…统统不存在了。那么，惟独私人办学能够存在？！当然是不可能的。这就是20世纪50年代中国社会的大气候，正可谓：国内大势，浩浩荡荡，“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社会主义公有制是当时不可逆转的真理，大学自然也要归于这个真理的大旗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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