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稿件来源:天益讲坛 作者:张绪光 发布时间:2008-03-12 阅读次数: 我要投稿

    20世纪80年代以来，经过20多年的努力，中国私立高等教育的重建取得很大成绩。从数量上看，截止到1999年，由“社会力量”举办的非学历高等教育机构达到1240所，在校生118万4千人。同期普通高等学校（也就是实施学历教育的学校）1071所，在校生408万5千人，其中绝大多数是公立高校。 实施“学历教育”的私立大学1999年有37家，如今这个数字大概已经有100多家（包括高等职业教育在内）。 
    从生长模式和办学规模看，80年代以来中国私立大学的重建大约经历了两个发展阶段。第一个阶段我称之为“从零起步，艰难成长”。如今很多赫赫有名的民办高校，比如河南黄河科技大学、西安翻译学院、北京中华社会大学等等，都可以归入这个行列。当年创办这些学校的开创者是一批令人肃然起敬的人，他们当中有老教师、退休的学校行政工作者、也有老干部。没有场地，没有教室，没有国家招生计划，国家没有一分钱的投入，在这样的条件下办一所大学谈何容易！《中国青年报》曾记载过黄河科技大学创办人胡大白的故事：1981年冬天，时任郑州大学中文系讲师的胡大白和其他老师应学校安排外出讲学，晚上住在一间简陋的客房里。半夜，胡大白突然从胸闷气短中惊醒，她意识到是煤气中毒，挣扎着要去打开房门，不巧碰翻了一壶在炉子上烧的开水，这使她成立一个重度烧伤面积达30％以上的病人。胡大白不得不在床上一躺就是三年。三年过去后，民政部门给她送来了残疾证。几年的病榻生涯没有使胡大白心灰意冷。她看到，大量参加自学考试的人因无人辅导而在考场上败下阵来，所以决定举办高等教育自学考试辅导班。1984年，胡大白以30元起家，租教室，请老师，买教具，办起了自学考试辅导班。她的女儿和儿子还清楚地记得，那时跟着母亲满大街贴招生广告，每门课才收10元钱。1985年4月，当河南省自学考试开考的7门课程公布成绩的时候，惊人的结果展示在人们面前：7门课程前3名共21人，胡大白的学生占了16人；她辅导的217名学生，合格率达90％。胡大白第一次成了新闻人物。没有几年的功夫，胡大白就将一个高等教育自学考试辅导班办成了一所没有围墙的大学――黄河科技大学。 
    这里还可以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北京海淀走读大学（如今已改名叫北京城市学院）。我与“海大”的创始人之一、“海大”常务副校长陈宝瑜教授有过一番长谈，据陈校长讲：当时开始筹办这个学校的时候，想法很简单，就觉得在公办大学呆了20年，它的弊端看得太清楚了，统得过死，没有活力。所以才想自己办个民间学校，种块“试验田”，没料到搞起这么个学校如此之难！首先，为取得合法身份，我们过了三关：第一关是市委与市政府关，当时北京已有85所公立高校，凭什么还要办新校？我们就做了个调查，证明这些公办校的毕业生都往“上”走了，而海淀区乡镇企业、集体中小企业的在职职工中，有大专以上学历的只占全体职工的0.4％！这样，社会需要填补毕业生“流向”的空白，成为我们说服市政府的理由。第二关就是钱，没有钱办什么大学？我们就讲：钱不用政府操心，我们能想办法。市府说：好，只要不向国家要钱，我们就同意你办。第三关是教育部，办学申请1983年2月份就递上去了,半年多没有音信，原来“上边”的担心是：民间办学还要有“学历”，根本没有相关的政策条文，更没有先例！没办法，我们与当时的市委常委、海淀区委书记贾春旺同志商量，决定走“区办校助”的路子，就是以海淀区政府出面，三家重点大学（清华、北大、人大）帮助，这样教育部长何东昌才同意“试一试”，于1984年批准搞个“试验性的专科学院”，给了600名专科生指标。这就是迄今为止“海大”仍是“民办公助”办学格局的由来，在当时的情况下，走彻底的民间办学是根本走不通的。但说是“民办公助”，国家并未给“海大”投一分钱。第一笔办学经费是从清华一个科研机构借的，5万块钱，因为它有独立账号。靠这笔钱，我们租了成府小学的几间房子，算是把学校架子撑了起来，那时，每个学生学费每学期50元钱，老师的讲课报酬每节课才2块钱。由于老师都是从清华、北大、人大请的，讲课质量很高，学校渐渐有了声誉。除学历教育外，我们也开始搞自考辅导，就这样靠自身滚动、积累、慢慢发展了起来，当然，海淀区政府对我们仍然支持很大，区政府曾实施“凡海淀区户口的学生到海大就读，不超过800人者，政府给每个学生每年补贴150元”的政策，虽然钱不多，表明了区政府支持办学的一份心意；到1989年，区政府又出面解决了学校的土地问题，使“海大”终于告别5年的租房生涯。尽管“海大”又经历过几次大的动荡（比如教育部承认学历，人事部却不给干部指标，弄的“海大”毕业生都成了临时工。学生很不满），但我们毕竟挺了过来。如今“海大”在校生规模一万多人，除主教学区以外，还有十几个教学点，已成为北京最大的民办高校之一。 
    听了陈校长的介绍，难免让人生出一番感慨。中国私立大学的复兴可谓艰难。好在90年代后，情况有了很大改变。有不少海外的实业家和国内企业的老板看好民办教育这个领域，投入巨资兴办新的私立大学。这样新时期中国民办高等教育的发展就进入到第二个阶段。与80年代中国私立大学第一代创业者从零起步、艰难滚动、发展周期长、见效时间慢的渐进发展模式不同，华侨、港、澳、台的来大陆办学者和投资办学的国内民营企业一般都有雄厚的资金实力，在学校的硬件设施建设方面可以做到高规格、高起点、一步到位。这样的学校可以举出很多，比如福建仰恩大学、河南升达大学、江苏硅湖大学、北京吉利大学等等。当然，最直接的例子就是同学们正在就读的卓达大学。卓达大学是由卓达集团投资创办的大学。就时间而论，卓达集团迄今仍是一个很年轻的私营企业，1993年从房地产业开始起家，在河北省会石家庄兴建了卓达别墅区、面向知识分子与工薪阶层的廉价公寓书香园等，迅速崛起为河北省有影响的大型房地产企业集团。1999年夏，卓达集团做出一项重大决策：挥师北京，在中国的首都办一所真正的大学！这个大学不但要有一流的设施、一流的教学条件，更要有一流的办学思想。卓达集团总裁杨卓舒先生在这方面有很深入的思考，提出了一系列很有价值的主张。比如，他提出“卓达大学的全部办学思想、办学宗旨、教育方针，概括起来十分简单：一切为了人，一切为了社会”。我刚才来的时候听接我的老师介绍情况，我们卓达大学接收了一批家庭生活困难的同学免费到这里读书，不但学费全免，而且每人每月还提供一定数量的生活补贴。在如今这样一个商业味道很浓的社会里，能做到这一点是很不容易的。杨卓舒先生提倡理想主义。“理想主义者是在自己什么都不缺的情况下想到天下所缺，在太平盛世想到危机将至，在绝大多数人认为已美满的生活中发现令人难以容忍的丑恶，同时，又能在废墟上看到希望，在一无所有时看到无限辉煌。理想主义引导我们的生活，代表着明天与未来。没有理想主义，生活将失去方向，社会将无以进步，人类将难以凝聚。没有理想主义，企业将没有远大目标，企业精神将难以建立，企业发展方向将无以与社会进步高度一致。自近代工业文明出现，世界上几乎所有大企业无不关心自己所处那个时代的社会发展。这类企业代表着当时最先进的生产力，也自然把天下兴亡与自身盛衰相联系。”就办学而言，杨先生主张卓达大学要办人文学院。虽然他也意识到“办哲学人文学院，不好招生，学生毕业分配不出去。但卓达大学绝不能什么专业好招生、好就业，就办什么专业。卓达大学要让每个学生受到中国文化、中国哲学的熏陶和滋养，更为重要的是为整个卓达大学城注入一种文化，使大学城处处充溢着教化，充溢着哲学，充溢着人文关怀。”我记得在一次大学工作会议上，杨先生非常明确地指出：办哲学人文专业，根本是要再造灵魂。灵魂垮了，整个民族就垮了。从这种责任感出发，别人不办的，我们要大办、特办。这些思想我都很欣赏。我认为，在根本精神上，这些提法是与我们前边反复强调的大学理念、公民社会的原则理想完全一致的。虽然这些东西真正做到并不容易，而且，迄今为止，卓达大学的办学宗旨、办学思想、以及体现这个宗旨的学生培养总体设计，还没有来得及系统地、全方位地付诸实施，但能够提出这些想法就很可贵。它说明新一代私立大学的创立者更加清晰地看到了自己的历史目标和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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