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稿件来源:天益讲坛 作者:张绪光 发布时间:2008-03-12 阅读次数: 我要投稿

    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早在1987年，当时的国家教育委员会就曾颁布文件规定：“社会力量举办学校的名称，应体现其类别、层次，需名副其实。”1994年，国家教委又颁布一个文件，专门就天津第二教育局关于“社会力量”举办非学历高等教育机构名称问题的请示做出批复，规定民办非学历校的名称可以为××进修（专修、培训、自修、补习）学院或中心，但不能称大学。我揣摩发布这个文件的动机，一是为使公立大学与私立大学有所区别，二是为使私立校中的“学历校”与“非学历校”有所区别，如此才能体现办学“类别”与“层次”，使其“名副其实”。如果从国家一统体制对“学历资格”认定的严格掌握这个传统看，通过“正名”强调上述“区别”似乎是合乎逻辑的结果。再加上现实生活中的确有一些办学者热衷于“拉大旗做虎皮”，动辄把学校的名称搞得大大的，越“响亮”越好，以利招揽生源、扩大影响，在这个背景下，严格规范办学层次与学校名称似乎也在情理之中。 
    然而，很多私立高校的一线操作者仍然认为这种称谓上的规定乃是对“民办”大学的歧视。在我和王桂兰博士于2000年搞的一个针对民办大学校长的《访谈问卷》中，专门有这样一个问题：“对于非学历民办高等教育机构的名称须冠以‘专修’、‘研修’、‘培训’等称谓的要求，您认为是否合理？”结果有80％的校长认为“不合理”。虽然那次参与问卷调查的校长不多，但这个比例仍然能反映一定问题，一种情绪。我以为，不应该否认根据不同办学层次对学校类别予以适当划分的合理性，也没有必要否认这种划分应在名称上有所体现，如实施两年制大专教育的还是称“学院”更恰当，本科以上教育才是名副其实的“大学”。但是，一定要通过“民办”、“研修”、“专修”之类字眼把公办校与私立校区分开、把学历校与非学历校区分开，就是另一回事了。在中国20世纪前半叶现代高等教育的发展史中，好像还没有听说过类似的事情；当代国际高等教育也没有提供相近的经验。我还以为，如果对学历颁发资格的国家控制及与此相应的教育整合本身就是不合理的，那么作为其结果的国家教育法规关于私立高校称谓的种种限制自然也是不合理的，不管有多少似乎能证明其合理的现实根据。就实践结果而言，国家一统体制下对私立大学的“另眼相待”，势必导致权力机构本身乃至整个社会对“民办”高校的歧视。称谓上的歧视不过是众多歧视现象中的一种。 
    至于民办高校内部存在的问题，当然也可以举出很多。比如，目前大部分私立大学的管理还不是很规范，有不少学校缺乏骨干教师和优秀的行政管理者，学校投资方和管理者的关系也有待进一步理顺。有些民办学校一心钻在“钱眼儿”里，甚至干些坑蒙拐骗的勾当，造成很坏的社会影响，损害了民间办学的声誉。这是大家都在谴责的现象。在加强私立大学的内部管理方面，我们还要炼“内功”，这些我就不多讲了。面对同学们，我倒想讲一讲和我们每一个学生都有关的问题，这就是校园文化与学生自治。从教育学角度看，“校园文化”之重要是一个本来无须更多证明的话题。对于跨进大学校门、正在进入成年期的男女大学生来说，成百上千青年人聚在一起的集体生活是一种与儿童和少年时代的家庭生活完全不同的经历与感受。一方面，离开父母的呵护，每一个学生必须学会独立地处理生活中的各种事务，学会自主、自立，学会在自主基础上的选择；另一方面，通过与其他同学的交往，又会使作为个体的学生接受更多的信息，丰富其对社会、对世界的认识（因为他的同学可能来自全国甚至世界各地）。更重要的是，这种交往将提高学生的理性沟通能力，促进其心理的成熟与个性社会化的完成。这是仅就学生与学生之间的交流而言。在大学中，还有一种重要的交流，就是学生与老师之间的交流。不要以为师生之间的交流仅仅局限在课堂上，那就错了。组织良好的课堂教学固然是老师与学生对话的重要场所，但远远不够；宿舍、饭厅、图书馆的走廊、球场边的座椅，都是教师与学生谈心的好去处。从现代大学的人格本位教育高度言，校园文化的根本使命是陶冶学生的心灵，锻炼学生的自治能力，养成自主、自立、民主、宽容的胸襟和刚正、坚毅而又善于合作的良好气质，为将来进入社会，成为一个合格的公民奠定坚实的人格基础。 
    就重建中的中国私立大学而言，不可否认，许多办学一线的校长、管理者深深懂得校园文化对学生的重要，但下面这些不利因素往往制约了他们的才智与想象力的发挥：第一，许多院校的设施简陋，连校舍、教室都是租的，至少在空间意义上，这样的学校根本谈不上有“校园”。但是，营造一个集体性精神自由空间是需要一定的物理意义上的空间作为前提的，这种尴尬处境使得不少有才华的校长深感“无米之炊”带来的苦楚。第二，硬件设施比较好的学校（无论是第一代创业者艰苦奋斗打下的基础，还是第二代创业者挥斥巨资置下的校产），又往往缺乏校园文化应有的气氛，尤其是人文气氛。这与学校专业设置的偏狭有关（中国的私立高校多开设应用性专业，很少或几乎没有人文社科与自然科学的基础性专业），学生们有地方打球，开联欢会，但更高层次的精神沟通（学术演讲，各种类型的学生结社）则明显缺乏。第三，大量兼职教师的存在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师生交流的重要障碍。我想就此多说几句。大家知道，构成当代中国私立高校的一大特色是很多院校没有或只有很小的专职教师队伍。兼职教师过多，与专职教师不成比例，这是20世纪80～90年代中国私立大学重建所特有的社会条件促成的。学校解决不了教师的住房、职称之类问题，自然也就不敢聘用“专职”的教员。然而，对于一个大学来讲，这种状况是非正常的，对学生培养是不利的。即便是网络时代，也永远替不了人与人之间面对面的切磋与沟通。我们卓达大学的老师基本上都是专职老师，这很好。但并不是每个民办大学都能做到。 
    再来说说学生自治。校园生活的主角是学生。福建仰恩大学的建校宗旨我认为很好，它突出地表明了人格本位的学生教育理念：“学会做人，笃诚守信；学会做事，创业有成”。这个学会“做人”、“做事”体现在学校日常管理和学生活动的各项细节中，用仰恩大学一位负责人的话说：“一个学校的全部学生活动由学生自己组织，学校就算办成功了。”一般来讲，学生活动的组织者是校团委和学生会。在仰恩，学生会的角色比团组织重要得多，大量的学生活动都由学生会主持。为了提高学生的人文修养，丰富校园文化生活，学校要求每一个学生都要掌握一种乐器，并组成学生交响乐团，经常给校内和本地居民演出。有些教学环节，也通过学生自治的方式来安排。比如，为了强化素质教育，仰恩大学不再要求学生通过国家的英语四、六级考试，而是制订仰恩大学自己的四、六级实用英语考试计划，并编写了相应的教材。仰恩基金会要求这个本校四、六级考试要高于国家水平。为使学生达此标准，学校每个学期都要举办三次英语演讲比赛，以提高学生的英语口语能力。各班则每周有1～2次英语角活动，学生会在这些活动中充当了重要的组织者角色。由于我手头掌握资料的有限，肯定还有更多样、更优秀的学生自治活动存在于今天中国的私立大学中，有待人们去挖掘。不过总的讲应该承认，中国私立高校的校园文化和学生自治目前还处于较低水平。造成这种现象可能有多种原因。从办学者这个角度看，出于谨慎、“怕出事”而对学生活动持消极态度可能是原因之一，其结果，在学生管理上往往是严格纪律管束有余，鼓励个性发展不足。从一定意义上讲，这种心态可以理解，因为它再次牵扯到私立高校与公立高校“待遇”上的某种不平等。这里所谓“待遇”指学校一旦有“事端”发生，来自政府、社会的截然不同的反映。随便举个例子：假如国办校发生学生致伤、致残事件（无论出于什么原因），虽不是好事，但终不会给学校的正常办学带来什么影响；私立高校要是碰到这种事，麻烦就大得多了。再假如不小心失了一把火，对国办校就是烧掉几间房子，具体责任人承受行政或纪律处分而已，而民办校恐怕连牌子也保不住了。事实上，每个一线的大学校长头上都永远悬着这把剑，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在这种情况下，难免有人产生学生活动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想法，让学生“自我管理”就更觉放心不下了。和同学们谈这些问题，是为了让大家体会到干成一个事业的不容易。当然，学生自治还是应该提倡的。这对学生独立人格的培养有很大好处。记得2000年1月我率领卓达教育考察组访问深圳大学时，曾与该校党委宣传部的赵晓明老师讨论过这个问题。赵老师以十分有力的方式强调了大学学生教育中变学生依附型人格为独立人格的重要性。学生既然已经满18周岁，他们就是国家公民，就要具备一个公民应该具备的行为能力与责任意识。大学不应再是“保育院”，只充当“保姆”角色，而是使学生学会如何做公民的训练基地。赵老师还认为：必须改变传统大学对学生的“管理”方式，变“管理”为“指导”、“服务”。深圳大学很早就设立了“学生心理指导中心”，同时设学生工作部，专门为学生服务。应该说，这是一种体现了开放式教育思想的学生培养模式，符合现代大学理念中人格本位教育的核心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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