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加丰：500年来人文精神是增加了还是减少了

　　当前，很多人在谈人文精神。有许多事情，谈论的人多并不是好事，因为那是问题严重的反映。我想，人文精神就属于这样的一个问题。这里想讨论的是：500年来，人类的人文精神是增加了还是减少了，或者是深入了还是变得肤浅了？
　　
　　从物质或技术的层面讲，500年来人类取得了巨大的进步。约160年前，马克思和恩格斯就高声宣布：“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如果我们承认经济的进步必然带来人类精神的进步，那么现在的人文精神应该比文艺复兴时代多得多、深刻得多。但实际情况是这样吗？
　　
　　从通常的角度看，我们的人文精神是极大地增加了。比如，在发达国家或者在我国的香港，大家都很自觉地遵守交通规则，遵守公共场所的行为规范；特别是，对弱者和穷人的关照达到了史无前例的程度，对残疾人、儿童和妇女的关照也达到了人类从未达到过的水平。又如，最近上海一家报纸谈到了法国对儿童权益的保护，其保护之周到让人赞叹不已。再从历史上讲，1864年成立的国际红十字会禁止枪杀俘虏，二战后一些战争的决策人开始注意不轰炸居民区等，这些无疑都是人文精神的发扬光大，被称为人道主义或革命的人道主义，受惠者首先是广大普通百姓。还有一个十分明显的标志能说明人文精神的增加，那就是有能力、有条件谈论和欣赏人文精神和高雅文化的人口极大地增加了。
　　
　　从目前的发展趋势看，人文精神确实一直在发展，而且还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好。但为什么仍然不断有人在呼吁人文精神的衰落呢？我看，除了在500年来的历史潮流中，确实有不少事情让人对人类是否在进步感到怀疑之外，还有三个主要原因，使人们对人类精神到底是在进步还是在倒退产生了怀疑。
　　
　　第一，那种以人文精神为最高培养目标的教育消失了或几乎消失了
　　
　　我国一部权威的教育思想史曾这样讲到文艺复兴时期的教育思想：“人文主义者从提倡‘人性’出发，批判经院主义教育，提出了对于健康的、积极的、乐观的人的崇拜，将人的身心或个性的全面发展作为教育的培养目标。”当代剑桥思想史学派的领军人物斯金纳曾这样讲到英国人文主义者的追求：“文艺复兴关于人文学科教育的思想与新知识的发现几乎没有联系或完全无关。它主要被看成挽救和保存古代智慧形式的一种练习，这种古代智慧形式比任何现代世界所能渴望得到的东西要更为深厚”，“无论如何，对都铎时代的每一个人文主义者来说，语法、修辞、诗歌、历史和道德哲学这五部分课程大纲构成了人文学习的精髓，这是不可能有疑问的”。
　　
　　这样的教育目标今天只存在于一些空洞的理论中，实际上已经消失了。拿英国来说，这样追求的时间也不长。到17世纪中后期，古典语言的教学在英国就受到了冷落。担任剑桥大学希腊语教授的艾萨克·巴罗发出了这样的哀叹：“我孤零零地坐在那里，就像一只雅典的猫头鹰，被赶出其他鸟类的伴群；而自然哲学的课堂却总是满满的。”这门课教不下去了，因为没有学生。于是这个巴罗教授于1663年辞去该教席，改任新设立的卢卡西数学教授的席位，成为牛顿的前任。这说明，现代社会的发展最直接的体现就是应用技能的发展，这主要是靠应用技能的教育来实现的。这也是摆在所有教育工作者面前的一项艰难的选择：是着重培养学生拥有高尚的精神和追求，还是着重让学生拥有谋生的技能？鱼和熊掌可以兼得吗？
　　
　　19世纪上半叶，正当英国接近完成第一次工业革命的时候，卡莱尔在《文明的忧思》中发出令人震撼的感叹：“人类丢失了自己的灵魂！”那以前及那以后，类似的谴责不绝于书。半个世纪前奥克肖特在《大学教育的特点》中仍坚持说：“对于一个学习某种实用技能的人来说，一门‘科学’是一个可以使用的信息的集合体，但是在大学里，一门科学是一种智力的追求，一种解释所探究的思想和谈话的方式。”但在世人眼中，这类主张越来越失去光泽，文艺复兴时期的追求和实践似乎永远退出了历史舞台。奥克肖特也明白这一点，1951年时他就说道：“30年前，斯宾格勒预测，在西欧，‘文化’将在更大范围内让位于‘文明’，并且劝告我们说，如果想顺应历史潮流，大家都应成为技术人员。”这个预测并没有错。不久前，从网上看到一个美国教授批评美国MBA教育的文章，真有点淋漓尽致：“美国的经济学研究已日益成为一种缺乏人性的处理数学公式的伪科学。这种经济学已经征服美国的商业教育，并已与贪婪至上的强盗贵族文化相融合。美国的MBA教育要求工商管理硕士们把普通雇员当成可任意使用的成本，并要求他们不加批判地轻信这一福音：公司只为报答抽象的股东而存在。”许多人可能不同意这种说法，但它确实说明了当代教育存在的基本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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