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全喜：论共和政体

    主讲人：高全喜
    
    评议人：秋风、王建勋、张翔、薛军、王利
    
    张曙光：高全喜教授今天讲的主要是民主共和的问题。关于民主共和，确实需要讲一讲。我觉得，关于民主共和，很多人甚至连概念都没有搞清楚。今天由全喜为我们就他的研究作一个讲解，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下面先听全喜的演讲，再由这个领域的各位专家进行评议。好，请全喜教授先来讲。 
    高全喜：非常高兴来到天则双周论坛拿出我最近写的一篇文章来向大家请教。对于天则经济研究所，我非常仰慕，这些年来天则所在推进社会进步和学术发展方面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仅双周论坛到现在就已经举办搞了三百五十多期，其中我也有幸多次参与。这次又能来天则作一个讲演，感到非常荣幸。 
    我的这篇文章——论共和政体，副标题是“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种政体论思考”。是我大致在半年前初步完成的一篇长文章，全文有六万多字，陆续写作了一年时间。除了这篇文章，最近三、五年我还陆陆续续写了其他几篇文章，如论民族主义、宪法政治、国家利益和政治社会（这篇文章前年也在天则双周论坛讲过），一共5篇文章，今年上半年将在法律出版社以《现代政制五论》为题出版。这些文章探讨的问题基本上是围绕着现代政治的制度结构以及内在价值展开的。在我的这部书中，其他四篇文章都早就写好并已经陆续发表过，这篇关于共和政体的文章，是我新近写出来的，并不满意。不过，我认为如果没有这样一篇讨论共和制的文章，那么探讨一个文明政治体的制度架构和其运转机制的优劣功能及正当性就难以具体深入地加以讨论。下面，回到本次讲演，关于共和政体，我打算分为三个部分来谈。 
    第一部分就是，为什么要思考共和政体问题？我的文章有一个副标题是“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种政体论思考”。虽然文章的大部分内容并没有谈到中华人民共和国这样一个具体的我们生活在其中的政体制度，但是探讨西方共和政体的一些基本的思想和制度方面的资源，对于我们思考中华人民共和国作为人民的共和国这样一种政体制度，是有启发意义的。我觉得，在当今中国的政法思想界，存在着各种激烈的思想和理论争论，对于中国社会的历史转型还存在各种不同的认识。在这个理论混乱的时代，我认为从政体论角度来探讨共和国的制度问题，还是非常必要的。为什么呢？在这个大问题之下，下面我要谈三个相关问题。 
    第一，都说当今中国面临“三千年未有之变局”。这种变局可以说从鸦片战争就开始了，到今天也还没有完成。暂且不说鸦片战争这么远，从晚清到民国，到现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我们至少经历了第一共和国和第二共和国，我们现在就是处在第二共和国的进行时之中。一个社会能否建立起一个制度优良的共和国，这是需要探讨的问题。思想界一直有一个关于文化与政治之关系的争论，说到底是文化优先论，还是制度优先论。我认为如果纯粹从抽象逻辑上探讨，就是“鸡生蛋，蛋生鸡”的问题，两者可能都同样重要，没法分清孰轻孰重。比如，一国之传统文化能塑造出一种政治制度，但政治制度也同样能培育出一种文化来。我认为对当今中国来说，政体制度的真正转型，显然比我们的文化、观念更具有重要性。对我们现在来说，制度的转型肯定更为重要。优良的制度是更为关键的问题，正是由于这个制度不太优良，所以才败坏了我们的文化精神。大家都痛感我们的传统文化已经彻底堕落了，但能够激活文化的，在我看来是政治的变革，就中国的现实来看，“三千年未有之变局”的根本在于制度，是制度而不是文化，才是我们的首要问题。 
    第二，说到制度问题，一般说来又有两个层面，一个层面，是政治制度，或者说国家制度，它涉及国家政权，即一个国家的最高统治权，又称国体问题，与此相关的还有国家主权问题以及政治正当性问题。另一个层面，是政体制度，有关政府的运作形式，国家权力的配置、功能等，在此并不一定涉及政治正当性以及主权问题，比如说在古希腊、罗马时期，并没有现代的国家主权，也没有“王在议会”的议会主权，但它们的政体运作以及功能也是可以非常良好的。可能一谈到国家政权、人民主权等问题，我们面临的困难会多一些，这些问题，我们暂且可以先隐藏起来，仅仅从政体制度的角度，从政府运作的形式等方面加以探讨，我觉得这对于我们目前思考中国社会的转型是有实际意义的。 
    在此，还有一个相关问题，就是建国后，我们一直都在说“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中国的标准称号其实包含了很多内容。譬如“人民”，大家思考的就很多，关于“人民主权”，或者说“人民民主专政”，“无产阶级专政”，以及近来的“民本主义”，等等，它们都与“人民”有关，这些大家都耳熟能详。但是对于“共和”，大家却很少思考，虽然都知道我们是共和国，但什么是共和国？国民党的中华民国也是共和国，到了1949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也是共和国，那么，这个新的共和国到底是什么意思，怎么理解“共和”，怎么理解“人民共和国”。这些方面，至少在理论上，我觉得思考的很少。在党政系统的一些文件中，包括意识形态的正面宣传中，也很少对“共和”这个概念加以探讨。我们说中华人民共和国，但是，共和国这个“共和”到底是什么，它原来是什么，到中国之后怎么演变的，现在的运作机制是什么，是不是只是一种隐含的共和国，能否把这种隐含的机制敞亮化，我觉得这个问题至少是值得我们认真思考的。 
    第三，随着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的进程，我们的理论空间得到了很大的扩展，各种外来的思想在中国粉墨登场，前几天我还在一篇论述哈耶克的文章中还谈到这个问题，我们现在是外来的和尚念中国的经，先是马克思主义的异化理论，后来是西方马克思主义，之后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还有各种法治与人权理论，后来又有世界体系理论、东方主义，以及各种社会民主主义，最近几年，施特劳斯、卡尔·施密特的右派理论，以及各种左派思想蜂拥而至，最新的一波则是新共和主义。据我的了解，新共和主义的有关文献在最近一两年正在被大量翻译和出版，与此相关联的公民美德问题、积极自由问题、审议民主问题等，它们随着新共和主义的复兴而成为当前中国学术界备受关注的理论问题。应该看到，目前在西方，新共和主义确实带来了一些新的东西，这种思潮与中国的政体变革到底有什么关系，能给我们带来什么启发，共和主义与社会主义，与自由主义，与民主主义，到底是什么关系？这个新共和主义或者说“剑桥共和主义”，与我下面所要谈的传统共和政体理论，与政体论的共和主义，到底是一种什么关系？我认为随着我们对于西方理论资源的深入了解，这些问题会重新激发起我们的政治思考。我写“论共和政体”这篇文章，也不单纯是某种历史学的考察，而是想通过这篇文章来梳理出一种思路，把共和政体的政治或宪法学的问题放到中国当今的制度改革的过程中加以关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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