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稿件来源:天益讲坛 作者:张绪光 发布时间:2008-07-05 阅读次数: 我要投稿

    为什么要谈共和政体问题，上述三点大致是我的一个想法。下面我进入第二部分，我在此简要谈一下我这篇长文章的章节目录以及结构。这是一篇很长的文章，大致六万字，谈了三个大问题。第一个谈古典共和政体，第二个谈现代共和政体，第三个谈共和政体与中国现代政制。下面我简要论述一下。 
    第一部分关于古典共和政体，我重点谈了斯巴达和罗马两个共和政体。这个在发给大家的文章里我大致省略了，因为这部分内容没有多少新东西，中国学界的研究是比较清楚的，我作的基本上是一个资料梳理和对于一些基本原则的陈述工作。我们可以说，传统上的共和政体一般分为两种，一种是古典共和政体，一种是现代共和政体。古典共和政体一般是以古希腊的斯巴达和罗马的共和政体为主，其中尤以罗马共和政体更具有代表性，罗马共和国是一个功能优良的共和政体。古代雅典民主政治是古希腊人引以为骄傲的，大家也认为它是古希腊文明的结晶。但是我们也看到，雅典政体在短暂的繁荣之后，很快就衰败了，雅典政体的持续时间并不很长；相比之下，斯巴达虽然在文明程度上要劣于雅典，但却持续了八百年的时间，比任何一个希腊城邦国家都长。所以，单从政体角度来说，斯巴达共和政体的稳定性、持续性，可能要比雅典民主制更高明一些。当然从理想的角度看，譬如在古希腊的思想家当中，柏拉图和亚理士多德，他们对雅典的民主政体和斯巴达的共和政体都不太满意。他们提出了一个理想的“混合政体”，企图把君主、人民和贵族的优点结合在一起，总的来说，混合政体还是属于共和政体的模式。 
    相对说来，古典共和政体的典型形式是罗马政体，对此大家研究和关注的较多，在座的诸位对罗马共和国都有深入的研究。我只是强调一点，就是罗马城邦国家当时的全称是“罗马元老院与人民的共和国”，由此可见，元老院在罗马共和政体中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元老院在罗马共和国中具有如此广泛的实质权力，这与罗马城邦国家的性质有关，作为一个主要由自耕农组成的日益扩张的罗马，广大的平民虽然构成了罗马公民的主体，并在军事和经济上对国家负有重大义务，但它们并不构成国家的精英，在政治上并没有支配性的权力。相比之下，罗马贵族构成了共和国的主导力量，这些贵族通过元老院实质性地参与了整个共和国的政体塑造，决定着共和国的命脉，因此，罗马共和国又可称之为贵族共和国。对于罗马共和国的贵族性质如何看待呢？罗马共和国后期的经典作家西塞罗曾经给于了很高的评价，在他看来，元老院是罗马共和政制的核心部分，它有效地结合了君主制、民主制和共和制的要素，使之达到一种平衡，元老院是公共政策的主宰，所有等级都维护它颁布的法律，愿意让它掌握国家的命运，正是通过它的权威，确保了共和国的人民共同利益的共同参与管理。 
    我前几天在读一篇文章，涉及罗马公法与现代政治。我们一般都在谈现代社会是对古典社会的一个变革，而且是一个很大的变革，这些没有什么不对，但是，现代社会与古典社会就是决然断裂的吗？显然不是。关于罗马法，我们想到的基本都是私法，绝大多数人都认为欧洲大陆法继受的主要是罗马私法，至于罗马公法，似乎早已随着罗马共和国的覆灭而消失了。其实并非如此。罗马公法制度，尤其是罗马的共和政体，在欧洲乃至北美并没有死亡，例如英国的混合政体、美国的复合联邦制，等等，以及社会主义的苏维埃，人民专政，现代共和国，都直接借鉴、吸收或使用了一些罗马政体的原则、理念以及基本的制度设置。不仅罗马私法，而且罗马公法，在现代政治和现代社会中，同样也是富有生机地存在着。所以说，罗马共和制是一个古老而活着的传统。关于古典共和政体，我还有一点需要特别指出，即古典政体虽然没有出现主权问题，但这并影响关于政体制度的优劣，以及由此体现出的稳定性、公共性和正义性的理论探讨与制度实践，这是罗马共和政体给予我们的一个非常好的教诲。 
    第二部分是现代共和政体，主要是两个形态，一个是英国，一个是美国。这些大家都很清楚，我的文章也是重点考察了这两个共和政体的具体内容。数万字的文章，大家都读了，我这里就不重复了。我要说的是，英美虽然都是共和政体，但它们的表现方式稍微有些不同。英国是立宪君主制，从外表上看它是君主国，不是共和制，但是，我在文章中引入了多方面的论述，最后将表明英国实质上也是一个共和国，混合政体是英国共和政体的精华，它把共和政体最有效和最优良的东西展现出来。至于美国当然也是一个共和国，但它与英国不同，是一个复合的联邦共和国，在新大陆创建一种新的共和制，这是美国人民对于人类政治文明的杰出贡献。总之，英美的共和制属于现代优良的共和政体，是从古典共和政体中生长出来的新国家制度，是继承中的创新，也是创新中的继承，它们的建国经验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 
    下面，我想探讨的是几个理论与实践问题。第一，关于现代共和制的形态划分。我在文章中指出，近代以来，现代的共和制大致有两种形态，一种是激进民主制，一种是宪政共和制，在这个问题上，我觉得台湾的政治学教授萧高彦先生的分析就比较透彻。我们知道，近代伊始，共和思想曾经有过一个繁荣时期，后来逐渐被自由主义所取代，20世纪以来，共和思想有所复兴，特别是剑桥学派所倡导的新共和主义，虽然在理论上贡献很大，但也产生了复杂的头绪，甚至带来了一些混乱。如果我们用一个简明的方式来加以概括，可以说近代以来的共和政体思想有两种，一个是人民共和的激进主义共和制思想，一个是宪政共和的保守主义共和制思想。第一种形态在意大利、英国的社会思想中虽然也有表现，但主要集中在法国，法国大革命可以说是这种思想付诸实践的一个里程碑，此后法国的一系列共和国，都难以摆脱这类思想之藩篱，并且对于德国、俄国，乃至远东革命的影响深远。第二种形态虽然在欧陆也不无表现，但主流思想并且付诸实践的是英国和美国，英美路径的政制基本上属于后一种共和制形态，宪政共和导致了英美思想中共和主义与自由主义的合流，并且最终以自由主义整合与超越了共和主义。当然，现代自由主义出现了危机，共和主义问题又凸显出来，但这已经是当今的问题，或曰现代性问题。 
    第二，我想指出，这里有一个值得注意的关键问题，就是如何看待政制与政体的关系。记得卢梭和康德当时在考察共和制的时候，他们两人虽然都区分了两种政体形态，一种是人民国家政权，一种是政府宪政结构，但赋予它们的意义却是完全不同的，甚至是相反的。按照康德的理论，国家政权这样一种终极制的政制形态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宪政政府制度这样的政体形式，而他理解的宪政政府制度就是共和，政权的终极制是民主，但这个民主对康德来说，是可怕的。在康德的思想中，共和高于民主。因为民主虽然涉及到现代国家主权这个大问题，甚至涉及到了建国的制宪权，法国当时从卢梭到西耶斯都谈到了制宪权问题，制宪权是人民民主的根本体现，但在康德看来，这个东西是次要的，主要的是宪政的政府制度，他认为这个共和制就是一个代议制，至于民主在康德眼里则是古代的直接民主。而卢梭恰巧和康德反过来了，他认为人民主权对于一个国家的政权是最根本的，政府的制度形态则是次要的。在这里，卢梭把人民民主也叫共和，但是他所讲的共和在康德看来恰恰是民主，不是代议制这样的共和。我认为，这个问题很复杂，当共和与民主涉及到一个国家的政权或主权的最终来源时，这其实是一个国家之特权，但是这个特权究竟是怎么运作的，就涉及到政府，政府在宪政层面上来解决上述问题，究竟是把它叫做“民主”还是叫做“共和”，在思想家中是有很大争论的。不过，虽说是一种理论争论，但实际情况却是，法国由于过于强调人民主权，或者说人民主权这样一种与公民国家的直接结合，虽然搞出第一、第二、第三等诸多共和国，但实际上却是民主，激进的民主，并不是这种真正的共和。而像英国，虽然没有刻意地去贬低民主，但搞的却是真共和，尽管有一个君主制的外衣，但混合政体却恰恰是共和的真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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