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稿件来源:南方都市报 作者:张绪光 发布时间:2008-07-08 阅读次数: 我要投稿

    
    改革的底线与风险
    
    对于改革的后果，是否有不能或暂时不能突破的底线？自然是有的。在这里，我们说的底线是改革主导者所把握的底线，而不是其他利益集团所认可的底线：改革不夭折、国家不分裂、社会不对抗、政权可持续。在这些底线之上，才谈得上改革取得何种成绩。 
    改革不夭折，是指改革不至于进行不下去而发生倒退。例如，改革者本来确定了市场化的改革方向，但因为某种事变，以致命令经济全面回潮。
    国家不分裂，是指一个国家不至于因改革产生的某种条件，给某种利益集团提供分裂国家的契机。
    社会不对抗，是指改革后果不至于绝对损害大多数民众的福利或使分配差距形成长期扩大趋势，以至于导致社会内部的激烈冲突。可以用基尼系数来反映社会的分配公平状况。基尼系数大于0.4值得警惕。拥有绝对剥夺感或强烈的相对剥夺感的弱势利益集团，常常会成为民粹主义或极端民族主义的社会基础，他们的结合将致国无宁日。 
    政权可持续，是指国家的基本宪法秩序不因为改革而迅速颠覆，改革主导力量能够掌控国家局势。政权如果在转型时期不可持续，不仅政治家不能接受，社会也可能不堪承受，改革也可能夭折。
    改革风险，正是指上述几种底线的失守。
    因底线失守而产生的风险出自三种情形，分别是改革太慢产生的风险、改革太快产生的风险以及改革失序产生的风险。
    1.在处理国家与社会之间的矛盾中，可能发生改革失序和改革过快的风险。
    这方面的改革有两项具体任务。一是严格界定和约束公权，扩大私权。公权应限于国家安全维护、社会秩序保障、经济总量平衡、基础设施建设和社会基本公共品的民众间的公平分配。一部分公权可以交由民间组织行使。公权要保护私权、最大限度地扩张私权。二是确立合理的公权产生方式，建立以政治家专业化和政治家之间适度竞争为特点的民主制度。第二项改革本身有很大风险，而第一项改革在尚未获得没有重大进展前贸然进行第二项改革，会加剧第二项改革的风险。 
    公权过大会使各级政治家获得过于优裕的生存资源，并使政治舞台成为他们的基本生存手段，他们会倾向于排斥民主制度，使民主制度的推行产生很大的社会动荡。这种情形已经被村民自治制度改革所证明。 
    在时机不成熟时贸然全面建立民主制度，会产生国家分裂的危险。民主政治的功利意义无可怀疑。更确切地可以这样说：民主政治在一定条件下是个好东西。但民主政治形成过程中的风险的确不可忽视。
    2.在处理中央和地方关系时，也可能发生改革失序的风险。
    综观世界之大局，就是一些小的国家也在调整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把原属中央的权力下放给地方。中国是一个大国，中央政府要通管许多事情困难重重。事实上，我国地方自主权在改革开放以来大大增强了，但这种变化有的是改革者有意识推动的，有的则是中央政府实在无能为力，一些权力自然地转移到地方政府手里。 
    在中国进一步扩大地方自主权是必要的。中央和地方关系的调整具有下述特征，方称得上合理：第一，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之间的关系，以及各级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完全用法律来确定，实现法制化。地方政府对辖区事务有立法权，约束条件仅仅是地方法规与上位法不冲突。第二，全社会的公共事务权力由各级政府合理分配，按照“凡是通过改革而使地方政府能办好的事情都交给地方办”的原则来确定中央和地方政府之间的分工。 
    地方自主权增大以后，有可能会发生影响国家统一、稳定的事情。我国许多省（区）份很有自己的特殊性。有的省（区）经济实力非常强大，有的省（区）资源储备巨大，有的省（区）人口众多，还有的省（区）辖区面积广阔，更有的省（区）则有民族特殊性。从长远看，这种特殊性或不平衡性并不能构成一些省（区）裂土分离的条件，对此我毫不怀疑。但是，调整省（区）的数量及其辖区的面积，适当平衡省（区）之间的资源条件，是十分必要的。 
    概括地说，对省（区）数量和辖区的调整应先于中央和地方关系的调整，先于地方管理体制的调整，否则会增大改革的风险。
    3.在劳资关系方面的改革中可能会有改革太慢产生的风险。
    中国正处在老城市迅速扩张、新城市迅速崛起的时代。城市社会稳定的基础是中产阶级成为居民的主体。中产阶级不仅是指其成员能有与“业缘社会”相适应的生活条件（如私密性好的住房、家人周末出行的汽车、旺盛工作经历需要营养和医疗条件以及退休后的生活保障等），还指其成员对城市社会的主导意识形态有强烈的认同感，即通常所说的主人翁意识。在过渡时期，至少要尽快创造城市劳动者的中产阶级生活条件，否则会出现城市社会的政治稳定问题。然而，伴随中国城市的扩张与崛起，我国城市的中产阶级远没有占主导地位。 
    中国政治家担心农村社会稳定，而事实上农村社会稳定问题正在转化为城市社会稳定问题。中国各级政府的财政收入不再依赖农业，真正务农的农民开始从政府获得各种各样的补贴，项目达十几种之多。土地财产权问题作为一种体制对每一个农民都有影响，但直接导致冲突发生的则在城市边缘地带。农民就业不充分问题也转化为城市劳动市场的就业压力。留在农村的人口，一部分是妇女儿童，另一部分是已经有第三代后裔的男子，他们的生活也高度依赖家族中的城市务工亲属。由于各地方政府有强烈的发展城市的冲动，农村稳定问题在更快地转化为城市稳定问题。随着城市化进一步推进和农民人数的减少，真正务农者将成为政治上保守的社会集团。更具体地说，农村问题也正在转化为城市劳资关系的一个方面。 
    一切社会都会有矛盾，城市社会也一样。社会矛盾不可怕，怕的是没有缓和与化解矛盾的社会妥协机制。中产阶级的存在是社会妥协机制的必要条件。一是中产阶级的经济状况使他们能得到妥协的收益，二是他们有更多的社会联系纽带和较好的社会组织网络，这使他们与其他社会集团特别是政府的对话成本得以降低。生活水平低下的穷人并非没有政治诉求，事实上他们是激进政治领袖的社会基础；他们平时可以不显山露水，但一旦被基层政治领袖利用，必是难以对话的群体。所以说，城市兴起了，但城市如果是以原子式的穷人为主体，实在是政治风险很大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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