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泽民同志在16大报告中指出：“要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与社会主义法律规范相协调、与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相承接的社会主义思想道德体系”。这是我们党继2001年10月通过《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之后，为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总目标而对中国当代道德建设所提出的一个战略性任务。它指明了社会主义思想道德体系所蕴含的三维向度，同时也提出了理论界亟需研究的重大课题。这一论述对于进一步明确中国当代道德建设的方向，不断开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新局面，无疑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初步建立和不断完善，已经并仍将带来全社会利益主体的多元化和利益关系的全方位调整。在马克思主义看来，合理的利益是道德的基础，任何利益关系的重大变化必将导致整个社会道德的变化。相对于以前的农业社会而言，在市场经济形态中，人们经历了从身份社会向契约社会，从礼俗型社会向法理型社会，从熟人社会向陌生人社会的转变。与此相应，道德也经历了一个理性化的过程，整个社会的基本道德结构不是建立在人与人之间情感的基础之上，而是建立在每一个利益主体对自身利益合理算计以及对他人利益的合理承认的基础之上。为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道德要求，我们必须强调理性的道德，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机制的积极作用，不断增强人们的权利意识、自立意识、竞争意识、效率意识、民主法制意识和开拓创新意识。道德建设不仅要做到“以情感人”，更要做到“以理服人”；不仅要宣扬道德模范人物的先进事迹，更要向人民讲道理，正确运用利益原则，花大力气让人民知道自己的合理利益之所在以及利益追求的限度。在此基础上，我们才能营造鼓励人民干事业、支持人民干成事业的社会氛围，放手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和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另一方面，理性的道德也意味着规范化、形式化、普遍化的道德，意味着在整个道德体系中基本道德、积极道德与理想道德的区分必须更加明确、具体。只有这样，我国的伦理道德体系才能够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
　　
　　公正是社会主义法律规范的基本精神，是社会主义优越于其他制度形态的一个主要方面。实现一个“各尽其能，各得其所”的公正社会，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我国目前的伦理道德体系要与社会主义法律规范相协调，意味着要把公正的道德作为首要的道德来加以强调。在法治社会，公正的道德优先于其他道德，诸如爱、服务、服从、奉献的道德。公正不仅包括实质的公正，而且也包括形式或程序的公正；不仅包括机会和起点的公正，而且也包括过程和结果的公正；不仅包括分配的公正，而且也包括惩罚和补偿的公正。在法治社会，公正不仅是对个人的道德要求，也是对组织和国家的道德要求，因为组织和国家是独立的法律实体和道德主体。因此，我们在道德建设中不仅要注重个人道德，而且要注重组织道德和制度道德，最终在个人、组织和制度之间促成一种良性互动的关系。在制度道德方面，目前特别需要强调公共决策的公正内涵。在这方面，完善一系列制度是道德建设的题中应有之义。江泽民同志在16大报告中强调，各级决策机关都要完善重大决策的规则和程序，建立社情民意反映制度，建立与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重大事项的社会公示制度和社会听证制度，完善专家咨询制度，实行决策的论证制和责任制。所有这些，都是保证形式公正，推进制度道德建设的重大举措。另外，道德建设与法律规范相协调，还意味着必须反对道德万能论和泛道德主义，把法制建设看作是道德建设向公正方向迈进的一个重要保证。
　　
　　在5000多年的文明演进过程中，中华民族形成了一系列富有生机和活力的传统美德并被不断发扬光大，其中一个最具特色的美德是中国人对和平的热爱和对和谐、和睦的不懈追求。“和”的道德重视共同体，主张在家庭、宗族、民族、国家等共同体的框架中，其成员能够和衷共济，共存共荣。“和”的道德反对过分突出个人，主张把个人放在人伦关系，放在整个共同体的大背景中来理解，个人道德的完善和生命的意义在于“齐家治国平天下”。“和”的道德是相信“道并行而不悖，万物相生而不相害”的宽容的道德，在“和”的道德体系中，每一个主体都能得到适当的关怀与尊重，而不是被边缘化，成为整个共同体和社会的局外人或“他者”。只有倡导并推行“和”的道德，不同社会阶层才能团结合作、和谐相处。中国当代道德体系是否具有民族特色，在很大程度上要取决于对“和”的道德的吸收与运用。
　　
　　总之，理性的道德、公正的道德与“和”的道德是体现中国当代道德建设三维向度的最本质方面。其中理性的道德是基础，公正的道德是核心，“和”的道德是目标。前两者是刚性的道德，后者是柔性的道德。中国当代道德建设要做到刚柔相济，卓有成效，就要坚持吸收古今中外道德建设的有益成果与弘扬时代精神相结合，坚持尊重个人合法权益与承担社会责任相统一，坚持注重效率与维护社会公平相协调，坚持把先进性要求与广泛性要求结合起来，坚持道德教育与社会管理相配合，并在此基础上大胆创新，达到新的“伦理的觉悟”，进而开创中国当代道德建设的新局面。